第161章 南察风波(卅八)质变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仍如此前一般，高务实获悉辽北得胜比朝廷的官方渠道早了半日，他在当天傍晚得知消息，而官驿方面是在午夜时分把消息传送到京城。不过，由于报捷的消息不比紧急军情，所以报捷书被留在兵部衙门又躺了半宿，直到次日兵部官员们拆封，才算为朝廷所知。
　　
　　或许是朝廷这几年报捷有些多，辽北之战哪怕斩首一千六百余骑，也没怎么引起轰动，反而是随同而来的消息比报捷更加引人注目。
　　
　　随着报捷书送来的消息有两条半，一条是努尔哈赤与蒙古人有约定要入侵南关哈达部，并曾计划与图们会师；另一条是叶赫部深感大明关照之恩，正式派出了加贡使者，正往京师而来。
　　
　　第一条消息虽然让人恼怒，但说实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事实上，在朝廷听说努尔哈赤要北上迎亲的时候，大家就都猜到其中的缘故了，现在罪证确凿也无非是给棺材板钉上钉子罢了，倒也不必震惊。
　　
　　第二条消息也是有前兆的，前几天曹簠就有上疏说这个事，而朝廷也同意了，现在叶赫的加贡使者“正式”启程，完全符合朝廷规定。至于叶赫方面希望在营口上船走海路来京，朝廷也“特批”允许。
　　
　　真正震撼的消息反倒是剩下的“半条”，曹簠在报捷书中提了几句，说他在夺回叶赫西城之后，于图们曾暂住的西城城主宅邸中发现图们未及带走的信件，从该信件中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，可能牵涉到有人向蒙古人提供火药，数量甚大。
　　
　　曹簠表示，因考虑到图们或有故意设计陷害忠良之意图，故他此次暂不呈上线索、证据，等调查一番之后，自己再上疏详禀。
　　
　　这半条消息对于朝廷衮衮诸公而言，远比前两条劲爆。
　　
　　首先曹簠既然敢提出这件事来，说明他手里肯定是有“线索”的；其次曹簠既然并不隐瞒，显然这件事的牵连对象既不会是他自己，也多半不是实学派一系的官员或者将领；最后曹簠这样半说不说的“打马虎眼”，比直接捅出来还让人心神不定。因为就算不是自己做的，万一是自己的盟友，甚至是自己举荐的官员做的呢？
　　
　　若是盟友做的，出于“江湖道义”，总是要伸出援手设法搭救一下；要是自己举荐的官员所为，那就更不妙了。早些年高拱改革吏部的时候，就曾经再三强调过一个准则，既被举者因事被罚，举荐者也需要负连带责任。
　　
　　因为这一缘故，很多官员尤其是地位较高一些的官员，都开始了暗中的“自查自纠”，回忆一下自己可曾举荐谁去辽东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这件事并非当地官员、将领之所为，最好是某个当地豪强因为财迷心窍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选择铤而走险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但大明官员因为各种原因，道友和贫道之间有时候比较不好撇清，因此最好死一个不相干的人。
　　
　　但也有些聪明人，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太妙，因此开始想起他办法了。
　　
　　申时行与王锡爵显然是聪明人，从当年的考试成绩来看，这两人简直聪明绝顶：同榜的状元和榜眼嘛。
　　
　　他们两人一看消息就知道，此事多半与李成梁有关，曹簠之所以欲说还休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
　　
　　牵涉到李成梁，现在就等于牵涉到心学派，而且李成梁情况非常特殊，心学派只要还想着在三四年后的灭元大战中分一杯羹，不让实学派专美于前，那么李成梁几乎是必保不可的人物。
　　
　　申时行主动把王锡爵请到了他的值房，两人开始商议对策。
　　
　　在高务实涉足辽东之前，李成梁控制着辽东绝大部分私市，就算没有直接参与的，也都得给他输款，大抵相当于缴纳保护费了。
　　
　　而在高务实的势力进入辽东之后，这个局面稍有扭转，京华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贸易能力，在高务实主政辽东的短短时间里发展起来，控制了四处较大规模的私市和九处规模一般但也比较重要的私市。
　　
　　虽然从私市数量上来说，京华大概只有李成梁的一半，但从贸易额来说，双方几乎平分秋色。
　　
　　李成梁从独霸辽东私市到和京华打个五五开，心中的压力显然巨大。虽说京华的进入实际上是秉承一贯的“做大蛋糕”宗旨，提高的是整个辽东的贸易额，对于李成梁的“绝对收入”影响并不大，但李成梁毕竟做惯了地头蛇，如今忽然有条强龙过来，他能有什么反应非常难讲。
　　
　　明面上和京华硬碰硬并不太合算，李成梁作为一名武将也不是很有这样的胆量。他的后台靠山申时行虽然是首辅，但近年来对高务实也显得缺乏压制力，李成梁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会拿鸡蛋去打石头。
　　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开发”一些新的赚钱门路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
　　
　　王锡爵对申时行道：“朝廷不与察哈尔贸易甚久，然察哈尔当地果无我大明货品耶？非也，察哈尔历来可以弄到各种货品，元辅难道不知？”
　　
　　申时行只能报之以苦笑，这个情况他当然是知道的。
　　
　　隆庆四年，王崇古改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，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。在高拱、张居正等朝廷重臣的力主之下，隆庆五年，大明册封蒙古俺答汗为“顺义王”，同年开放通贡互市，张家口就成了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口岸。
　　
　　除了官市之外，王崇古还推动民间明蒙贸易，由此在明蒙议和的形势下，明朝与蒙古贸易规模越发庞大。“边境休息，东起延永，西抵嘉峪七镇，数千里军民乐业，不用兵革，岁省费什七。”
　　
　　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，不仅是给宣化、大同一带长期的和平环境，还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人口回流——过去蒙古兵经常南下袭击，当地人都往外地跑，现在明蒙议和，不必再有兵祸之忧，边关马市的开放，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，大家都往这里跑。
　　
　　但是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即土默特拥有和大明进行任何贸易的权力，包括用马匹、牛羊等物换取他们想要的任何品类商品。
　　
　　土默特现在几乎已经是大明的铁杆小弟，他们可以买卖大明的产品，这是毫无问题的，也是高务实之前就一直坚持的。可是，土默特与察哈尔之间关系虽然紧张，可毕竟同根同源，双方的“大汗”还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，所以对峙归对峙，要想断绝联系其实并不可能。
　　
　　尤其是商贸方面的联系，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，哪怕把汉那吉下令，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何况蒙古人之间要联系比大明还方便，他们之间的边境又没有多少明确分界，某些部落、将领之间悄悄交易，把汉那吉根本查都没法查清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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