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六章 帝符之迷 (第1/2页)
“秦传玉玺？”，吴影教授的一席话，顿时激起了范清婉极大的兴致，刚才还有点忸怩羞涩之样，瞬息间就换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专注神态。
“是的。哈哈哈…这事应该发生在公元352年，谢尚当时任安西将军，为东晋军队的前锋，在率军北伐途中，从北魏大将蒋干手中，智取了北魏平帝冉闵一直珍藏的秦传玉玺，并连夜派三百骑兵快马加鞭送到了位于建康的东晋首都晋穆帝。这一件事，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你们应该知道，作为君权神授最有力凭证的传国玉玺，自秦始皇命李斯雕刻而成后，历经了众多朝代的更迭，却一直都保留在北方或中原地带，从未来到过南方，所以说，谢尚这次将传国玉玺送到建康，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王朝历史的进程，其后传国玉玺就一直深藏在南朝的皇家深宫之中，直到梁武帝去世。”
杨之江看了看范清婉，怯声声地插话到：“吴教授，据学生所知，这枚传国玉玺…好像后来还是回到了北方”
“呵呵呵…史学界确实有这种说法或观点。但…如果我们潜心考研一下传国玉玺的传承路径，就会发现…到了南朝梁代，梁武帝箫衍死后，文献史料对传国玉玺去向的记载，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，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，真假传国玉玺也随之出现了”
范清婉插话到：“是哦！我以前曾看过一篇论文，其中就讲到，隋朝统一天下时，杨坚从北周宇文邕和南朝陈叔宝手中，分别获得了一方传国玉玺，并收入隋宫，后来这两枚玉玺，都归了唐太宗李世民，但经过鉴定，发现都是仿冒的。为此，唐太宗还在贞观十六年，命人制作了一枚‘受命玺’，并在上面刻了‘皇帝景命，有德者昌’八个字，以作代替传国玉玺。再后来，朱温篡权，他得到的就是这枚‘受命玺’，后唐时期的李从珂，从洛阳城玄武楼跳入火中时，抱着的也是这枚‘受命玺’，而不是真正的秦皇传国玉玺。”
”呵呵呵…确实如此。有学者曾专门研究过‘李从珂抱玉玺跳入火中被焚毁’之说，最后结论，就是荒诞不羁。因为他发现，玉石的燃点高达一千多度，而人的骨头燃点只有几百度，而有关历史文献中却提到，石敬瑭的士兵在大火过后，却从灰烬中找到了李从珂的尸骨，并将其安葬了，反而没有从中找到其最想要的传国玉玺，因此，所谓的被大火烧融了，实在有点说不通。于是乎，大家又将追寻的目光，纷纷回归到梁武帝执政到侯景之乱这段时期，并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想法。”
“哪两种啊？”
“第一种，就是侯景之乱时，传国玉玺被侯景手下一个叫赵思贤的人，从梁宫里偷走的，此人逃到广陵后，又被一个叫郭元建的人抢走，最后被献给了北齐朝廷。这就是杨之江刚才所提到的回归北方之说法；第二种，就是在侯景叛军攻陷梁宫之时，侯景手下一名叫侯子鉴的人，趁乱将传国玉玺从宫中带出，抛到了南京栖霞寺的一个枯井里，后被寺中僧人发现并捞出，最后献给了后来的南朝皇帝陈霸先。呵呵呵…近年来，史学界忽然出现了第三种说法，而且传得越来越热闹”
“还有第三种说法？”
‘’这第三种说法，就是源于一位明代的学者。此人在研究南朝名门望族陈留郡家族史时，忽然发现一件神秘且令他心生疑虑的事，那就是，秦皇传国玉玺，是谢氏的祖先，东晋时期的安西将军谢尚，从北魏手中得到，并送到位于南方建康城的东晋帝王的，可秦皇传国玉玺最后的神秘失踪，似乎也是他们谢氏后人所为，因而有了所谓的‘得之谢氏，失之谢氏’之说。”
“失踪也与谢氏有关？”，范清婉惊讶地看了一眼杨之江，
“这位明代学者，所指的谢氏后人，就是梁武帝时期的谢徵。”
“谢徵？”，杨之江从未听说过此人，
“谢徵此人，在梁武帝时，担任中书舍人，是皇帝的近臣，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，参与皇室机密事务，负责保管皇帝印章、宝玺，以及那秦皇传国玉玺。这位学者认为，传国玉玺应该就是在谢徵担任中书舍人期间失踪的，而不是在后来的侯景之乱，并且这一失踪，与当时的茅山道士陶弘景有着莫大的关系”
“啊？不会吧？…这…这观点，也太过于离奇牵强了吧？竟然跟上清派茅山宗祖陶弘景有关？…简直有点逆天了…嘻嘻嘻…吴教授，这位明代学者可有什么理据？”，范清婉惊讶并不解地问到，
“呵呵呵…当然有了，理由有三。第一，陶弘景与谢徵，一个是山野道士，方外之人，一个是朝堂重臣，世俗之人，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并且两人在年龄上还相差44岁，但令人吃惊的的是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紧密，据有关文献记载，两人是情同手足，书信频繁，如此亲密的关系，极不符合常理，而更令人感到更为诡异的是，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年，也就是公元536年，前后没隔几天就去世了，时年，谢徵37岁，陶弘景为81岁。
第二，也是学者最用心着力的一点，他认为，一直深藏在梁宫里的传国玉玺，最后是被陶弘景与谢徵里应外合偷走的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《齐宫词》这首诗中，就隐晦地提及了此事。所谓‘梁台歌管三更罢，犹自风摇九子铃’，讲的就是这件偷盗之事，大意是：
在一个歌舞狂欢的夜晚，传国玉玺被人从梁武帝的皇宫中悄无声息地偷走时，曾惊动了宫殿飞檐上的九子神铃。神铃发出了警示声响，可惜所有人当时都处在醉生梦死之中，以为那是风吹的原因。“
“九子神铃？”，杨之江好奇到，
“传说中，这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铃铛。据文献中记载，这九子铃铛上面设有九条金龙，每条金龙都口衔着一只金铃，能沟通天地人鬼两重世界。呵呵呵…”
吴教授刚解释完，便猛地深深叹息了一声，然后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到：
“我刚才提过的那个“三诏不起”的柳识，其实，对传国玉玺的被盗失踪之事，也高度怀疑过陶弘景。他在隐居茅山期间，曾应茅山道长邀请，写了一篇名为《茅山白鹤庙记》，在文中就提到‘斯乃虚而有象，运而无形。盖显为皇王师范，道之形器也’，其中的‘皇王师范，道之形器’，指的就是传国玉玺，柳识为此感慨到：‘世之贤士，高位济俗，乃无意于车舆；道之真仙，孕元育化，宁有意于云鹤？’，明显在暗指陶弘景，并带有责问之意。呵呵呵…也正因为此，后来元代的茅山道士刘大彬，在编撰《茅山志》时，竟然对柳识的这篇名闻遐迩的庙记，以及柳识何时来茅山隐居，为何来茅山而不去当时道家云集的嵩山，以及是否死于茅山等情况，都只字未记，呵呵呵…有意思吧？”
吴教授看着范杨两人一副专心听讲的样子，欣然说到：“我再跟你们聊一下柳识这个人的身世背景，你们也许会更明白些”
范清婉和杨之江神情严肃地望着吴教授，皆缄默不语，
“柳识这个人虽是唐代中期之人，可他的祖上却是南朝梁武帝时期担任左仆射的柳惔，左仆射，相当于宰相，柳识是柳惔的六世孙。柳惔此人，与当时号称‘山中宰相’的陶弘景，为同朝之人，对陶弘景的熟悉程度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全面深刻。再加上柳识自己，在唐朝的朝廷中担任过左拾遗、屯田郎中以及集贤殿学士等职，特别集贤殿学士一职，就是掌管唐朝国家图书经籍的官员，‘凡天下图书之遗逸、贤才之隐滞，则旨以求之’，因此柳识对梁代陶弘景的认识，以及相关叙事等，应该要比一般人更为可靠，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。”
吴教授一讲完，便忽然笑了起来，须臾之后，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到：
“你们两个可要注意哦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实际上讲的是证人证词。下面，我再讲讲传国玉玺失踪为何与陶弘景有关的理由，你们俩仔细听听，这些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？
理由一：梁武帝建国之初，陶弘景用图谶方式为其定国号为“梁”，实际上是为梁武帝的治国理政，打下一个以道教为舆论基础的治国之本。其后，他又苦心孤诣编制了一部道教历史上震古烁今的《真灵位业图》，期望能进一步影响梁武帝的治国方略，进而来兴盛道教，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梁武帝后来却突然宣布道教为邪教，并加以遏制，同时大张旗鼓地弘扬佛教，致使陶弘景的美好愿望落空了。
理由二、陶弘景表明上看崇尚道教，但骨子里却浸透了墨家的思想，其在所著的《真灵位业图》中，异乎寻常地将墨子与太上老君同列为第四层次的主神，并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梁武帝立国之后，效仿了古代圣王大禹的苦行僧做派，三更理政、一日一餐，膳无鲜腴，身着布衣，手脚冻裂，一冠三载，一被二年，摩顶放踵，并将其称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定为“天监”，完全遵循的是墨家的“尊天明鬼”的理念以及“以裘褐为衣，以跂蹻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之行为准则，这令陶弘景当时极为欣慰。
关于这一点，你们俩可以从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为梁武帝所画的《梁武帝像》中得以印证。在这幅画中，梁武帝是苍髯，簪冠，博衣，左手执尺,右手手指弯曲，犹如一把圆规，这与墨家的“轮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圆”之原教旨主义理论高度一致，并与中国古代伏羲左手执矩，女娲右手持圆规的图腾形象也十分契合。但后来的情势发展，令陶弘景极为失望，他根本就没想到，梁武帝突然痴佞起佛法了，并且还筑堰淹城，任用小人，荒废朝政，严重违背了墨家的“兼爱、非攻、尚贤”的思想，这一系列行为，在陶弘景的眼中，就是一种对道教和墨家的赤裸裸背叛。
也正因为此，公元508年，陶弘景在极度愤懑之中，决定以死相拼，悄然地离开了茅山，一路逃亡到浙江宁波附近隐藏，但没想到，四年后，也就是公元512年，还是被梁武帝派人找到了，并被命令立即返回建康。陶弘景最后出于无奈，只得被迫返回，但在中途却做了一件要被砍头的大事，就是他拒绝了梁武帝令他直接到建康面圣之要求，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茅山。第二年，他的好友沈约突然死去了，令他更加的痛心疾首和悲伤，他为此写下了‘我有数行泪，不落十余年。今日为君尽，并洒秋风前’的悲哀诗句。
后来，有一天，他凄凉并孤独地盘坐在夜深的山巅之上，仰望着天穹，忽然间，发现星月的分布和运势出现了异象，顿时感到十分惊愕，然后立即回到精舍之中，用风角星算之术进行了一番推演，这才惊恐地发现，箫梁之国运，已步入了上皇阶段，也就是道教所谓的灭世之劫，于是潸然写下了一首极为悲催的杂言体诗，《寒夜怨》，诗的内容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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